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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G观点 | |操太圣: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非谋利之工具
发布时间:2018-10-11 22:02:20 浏览次数:

作者  | 操太圣   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教授,ETTG学术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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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堡垒的失守?
—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困境审思
操太圣教授

自20世纪以来,我国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生急剧变革。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各类实验室、研究中心、创新科研团队的风头超过了以系、教研室为代表的传统基层学术组织。这给基层学术组织的管理模式带来深远影响,学术领导与教师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一、基层学术组织:
学术最后的堡垒

   研究型大学是“把研究放在首位的”大学。推动学术发展是其核心使命,学术组织是其本质特征。

   相较于高层学术组织的学校和中层学术组织的学院,大学中存在着一个数量更为庞大的基层学术组织,负责支撑学院和学校层面学术生产和学术管理工作的良性运转。如教研室、研究室,纯粹学术性的系、项目组、跨学科研究平台等。

    同时,基层学术组织在相当程度上还保存着古典的学者共同体色彩。

行会式教授共同体

(无专职领导与行政人员)


专职校长和行政人员。专门化行政机构设立,基于不同学科知识的院系出现。

这些共同体:

具有共同的发展学术目标;具有对知识和学术的提问、质疑和不断求索的共同信念;

具有共同的学术道德规范,并自觉维护和遵守,防止外行人的侵蚀和控制;

强调成员之间的平等互利、互为主体关系,推行组织的共同治理等。

现在的研究工作“将需要一种大的集体努力,包括更周密的社会安排:安排多学科研究队伍、协调他们的努力、综合他们的发现”。如此一来,大学基层学术组组被给予了厚望,像是捍卫学术自治之共同体传统的最后一个堡垒,值得珍视。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学术资本主义和绩效管理主义,叠加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管理中强势的行政化色彩,让基层学术组织遭遇到极大的挑战,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有关学术的观念、组织的运作方式和个体之间的关系。

二、学术与行政的权力冲突:
共同体的式微?

   近年来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种种困难表明,中国的大学在摆脱官本位之治理模式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远

    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矛盾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支配甚至碾压上。在学校内部的权力分配结构中,学校层面掌握着绝对权力,院系层面则更多表现出缺乏自治的意愿和能力。

    在基层学术组织中,系和教研室等传统基层学术组织的功能日益式微,各种代表科技创新力量和趋势的平台、实验室和团队则展现出一定的活力和影响力。

基层学术组织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明显分化,主要归因于学术与行政、市场、治理技术等多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最根本的还是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学术与行政的冲突

共同体传统中的基层学术组织成员之间具有相同或接近的研究基础,在工作中强调合作与分享。特别是那些居于较高知识位势的学科带头人,不仅明确表达各种显性的科研要求,而且也愿意分享其具有经验特征的隐性知识,帮助团队中其他人更好地寻找到学术中的突破。

随着行政化的渗透,行政系统权力高度扩张,这些学科带头人通常成为拥有行政权力的优势阶层,教师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层级区别。

这种权力上的区别非常不利于知识上的分享与讨论,而且实际上也表现出他们对其他教师(特别是年轻博士或专职科研人员)的赤裸裸的支配关系。

总体而言,学术自治并非易事,即便远离权力中心的基层学术组织,也难以在强势的行政文化里独善其身和完全避免行政逻辑的羁绊,结果不仅自治空间有限,而且自治能力和意愿也明显不足。

这种基层学术组织学术自治的困局在更深的意义上反映了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缺乏办学自主权的历史难题。

三、学术:
天下之公器抑或谋利之工具?

千百年来,人们认为:大学是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高深学术的高等学府;教师则因其作育英才而成为韩愈所谓的“传道、授业、解惑”者,此种基本定位虽历千年而未有更改,代代流传。

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与全球化两大潮流的彼此呼应,知识经济与国家竞争力出现正向关系,促成了学术研究和知识从公共产品向商品的转化。

在我国,市场因素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成为影响高校及其学术工作的重要力量,出现了很多“教学人员创业”、“技术创业”等现象。

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23号),“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等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和离岗创业,对经同意离岗创业的可在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进一步合法化高校教师创业活动。

较之于“学术创业”,“学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描述大学面临的重大变革时更为贴切,也因此变得更为流行。它宣示了知识成为“资本”、拥有知识的大学教师成为“资本家”或“知本家”时代的来临。

学术资本主义重新定义了公立研究型大学所处的市场经济深度展开、高新技术和知识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新生环境,它不但改变了高校教师纯粹的知识生产者的角色,而且不断将作为象牙塔的院校牵扯进各种营利活动。

大学的多重使命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下,在实践过程中发生偏向性的重心转移。而这种学术生态的改变也直接挑战了广大教师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大学科技研发的商业化渐成趋势,难以抗拒;另一方面,他们又强烈地感觉到学术研究的基本使命与知识商业化之间存在价值观的不一致。此种观念使得教师在角色认知和行为表现上出现诸多问题。

当学术不再追求真理,其原有的荣光和尊严就逐渐散去,“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也就日益尘封。当作为公器的学术研究沦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学教师也就变成了理性的经济人,其作为学者的公共担当也就不复存在。

当一个学者在学术工作中开始精心算计投入与收益,以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就会抛弃真理之爱与信仰,陷入随波逐流的泥沼而无法自拔,从而加剧了学者们的内心迷茫与主体性价值失落。

四、绩效至上与学术GDP:
虚假的繁荣?

与学术资本主义相辅相成,在学术生产及其管理上出现了绩效至上的管理主义。

绩效管理缘于政府对高校长期低效的、基于经验管理的失望,而希望通过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来治理大学,从而改变西方一些国家中政府与大学之监管关系,让大学对社会负起责任来。

在我国,21世纪初众多高校开启的竞争导向的人事制度改革,既是绩效管理主义的突出体现,也在实质上推动了绩效管理主义在大学管理领域的全面渗透。

比如,借鉴美国“非升即走”机制,让教师们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对新晋人员暂不纳入编制,实行社会化的人事代理制度;加强教师不同生涯阶段的考核评价,实行公示制度和末尾淘汰制度等等。

评价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重要地位,各种类型各种名目的评价项目接踵而至,各种有意义无意义的指标需要高校及其教师去填报和参评,人们期待着评估工作能够引导和鼓励高校中个体与组织层面目标的一致和共同实现。

在绩效至上的管理思维和学术体制之下,高校进一步强化了计件式的学术评价倾向。

这就导致更容易计件的科研工作凌驾于教学之上,科研工作中更容易计件的论文及其篇数、刊登论文的期刊等级等远比专著、论文内容和质量更受到关注。

这种将复杂而多元的科研工作简单化、标准化的计件式绩效评价方法,是典型的追求学术 GDP 的表现。

它违背了学术人才的自然生长规律,也不符合经典作品精雕细琢的形成特点,完全是一种急功近利、揠苗助长式的学术浮躁,只能造成学术工作短暂的虚假繁荣。

绩效管理主义的逻辑让研究者忘记了学术目标。对教师而言,绩效考核如同一场竞赛,因之产生竞争意识,从而有助于他们为了提升表现更带来自愿顺从的效果。

而实践中,教师绩效评价却已浮现排挤效应、目标错置、反淘汰与使教师沦为替罪羊等负面效果

可以说,“不发表,就灭亡”不仅对学者个人的利益产生影响,而且对高校的声誉、生源等产生极大的影响。

五、捍卫学术最后的堡垒:
反思与路径

就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关系而言,高等教育领域强调管办评分离,深化“放管服”改革,可以说,政策的良好用心显而易见。

但结果出人意料,在大学内部因为要督促各部门参与社会竞争,在学术市场中抢占先机获取更多的资源,大学管理借鉴并日益趋同于企业的管理模式,校长也越来越表现出类似企业首席执行官的行为取向,以效率效益为标准从事学术事务的决策,从而加速了大学的行政化进程。

同样,从政策的初始意图来说,以绩效为核心的管理变革也是对传统的经验管理模式的超越,但始料未及的是,这些外在的、支持性的因素上位为评判学术价值的依据。

上述悖论凸显出一个基本问题:学术资本主义和绩效管理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们其实也是人们有意选择的结果

但现实中,之所以出现它们对学术工作的颠覆性破坏,其实是学术工作自身一定意义上的自我矮化与自我放逐

因此,如何接续基层学术组织之共同体传统,通过在高校内部对学术价值的坚守与发扬,寻找到高校自主发展的可能空间和路径,需要认真反思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观念上要坚守学术工作的公共性。


首先,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充分利用市场与行政的力量为其服务,要考虑到高校及其员工的特殊性,高校绩效管理应该突出学术性、人本性、复杂性、效能性的本质特征,管理过程中要坚持教学学术化、学术权力本位、以公平促效率、以规范促发展的价值取向,从而使高校绩效管理服从公益性目标。

其次,必须在坚持学术公共性的过程中,培育出大学科研人员的学术自信,让其作为代表公共生活的力量自觉地抗衡来自经济系统与行政系统的过度入侵

其二,制度上要强化其促进性功能。


首先,任何制度的建立都有其价值倾向性,都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或强化实践中好的经验而设立的。因此,无论是行政管理制度、经济激励制度还是绩效考核制度,都应该将促进学术工作更好发展作为终极目标。而判断的基准必须是学术自身。

其次制度的促进作用必须在尊重学术工作的主体性和特殊性的基础上进行,不能无视具体情境,更不能越俎代庖,特别是在基层学术组织中,即便同属一所高校,但各基层学术组织的个性与差异也可能非常之大。

其三,行动上要建立对话机制。


首先,需要承认学术工作存在于社会情境之中,必然受到来自行政、市场和社会诸多利益主体的影响,各利益主体在其功能发挥过程中难免出现意见不一甚至冲突的情况,通过对话和理性沟通,有助于各方在学术工作开展上凝练共识,形成合力,而不是相互制肘。

其次,对话机制的建立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争端,其本身就是创造新知识的重要途径,是学术生产工作不可忽缺的机制。特别在后学院文化或第二知识生产模式的背景下,学术生产呈现出合作化、跨学科性等特征。

其四,策略上要厚植生命力强的组织。


首先,要明确以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科研团队等为代表的基层学术组织更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基层学术组织能够更好地应对学术资本主义和绩效管理主义的挑战。其学术领导更有能力去市场中获得各种资源,更好地发挥了“替代中层管理”的功能。

其次,这些生命力强的基层组织所处的环境更具竞争性和挑战性,其组织文化的变动性也更大。从重塑基层学术组织之共同体传统的角度而言,该共同体也应该更开放、更多元,更具包容性。


本文节选自:操太圣:最后堡垒的失守?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困境审思(《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年第2期)

  责编|丁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