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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G视野||留学群英 师者风范 :徐特立 活到老,学到老
发布时间:2018-10-20 22:54:41 浏览次数:

作者:陈诗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17级硕士生)

来源:神州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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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1877-1968),又名徐立华,原名懋恂,字师陶,是近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教育家,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沉浮,见证了清末以来近代中国的各种大事变,在此过程中,他以教育为绳,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系在了一起,毛泽东曾评价徐特立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为了救国,他选择了教育和革命事业,为了干好教育事业和革命工作,他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学无止境。


1905年,科举落第的徐特立,进入塾师行业,开启了他长达70多年的教育生涯。在这个过程中,他积极吸收新知识,较早完成了从旧塾师到新教员的转型,走在了新式教育的前列。然而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在当地已小有名气而放弃进步,他先是前往宁乡速成师范学习新知识,而后又三次出国求学考察,两次为考察教育,一次为学习革命。



【摘要】

徐特立是我国近现代伟大的教育家与革命家。他早期心怀教育救国之理想,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为改革湖南教育两次出国考察学习。后期受现实所迫转变思想认为革命才能救国,又受派前往莫斯科学习革命理论。他一直坚持学习、坚持工作,坚定地支持革命、参与革命,在革命中办教育,为革命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徐特立;海外求学;教育事业;革命奉献


教育救国,取法海外


早期徐特立在周南女校任教期间,就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目睹了家国落败、金瓯残缺,心中愤然的徐特立逐渐成为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于是他不畏艰苦在家乡积极办学。他为了培养师资而大办师范,为了普及教育而办小学、办扫盲班、办成人夜校,大大推动了湖南教育的发展,成为湖南教育界深孚众望的“长沙王”。声誉渐旺的徐特立还主动扛起了教育改革的重任。为了寻找改革的方向,他于1910年前往上海,一面参与小学教师培训,一面走访各个学校。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俞子夷先生,了解到日本教育之发达,故而萌生了前往日本考察的心意。同年7月,在老友朱剑凡的支持下,徐特立得以成行,东渡日本。


在日本,徐特立走访了许多学校,对其办学的高效节省尤为感慨。他曾回忆印象最深的是东京实践女学,那里的行政管理和中国大不相同,高度的精简,除了校长总理校务,其余人员皆是教员,学生需要参与学校的各项工作。还有一个鲛桥小学,其办学形式灵活、校舍和设备使用率极高,令徐特立大为感慨。此次考察对徐特立充满启发,在当时贫困的中国,要想发展教育,尽可能地普及学校,就必定要高效地利用资源,须以最大的节约办最好的学校。一方面,徐特立取法了日本学校如何高效利用人事和资源;另一方面,徐特立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更好地克服资源短缺的问题。这些都表现在他之后的实践之中,无论是在长沙还是苏区抑或陕北边区。人员不够,他便身兼数职,亲力亲为或发动学生劳动;没有校舍,便去借场地或挖窑洞;设备不够,便就地取材或劳动创造,在短时间,快、狠、准地为教育和革命事业培养出大量人才。 


从日本回国以后,徐特立便开始在湖南进行教育改革实践。尽管这些实践和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提高了湖南地区的教育质量,然而徐特立仍然深感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有很大局限,所以他在42岁时作出了一个令众人惊诧的决定——留法勤工俭学。一些不理解他的人,讥他为“扶拐棍的留法老学生”。徐特立认为,年老求学不可耻,还于己于国有益。于己,若不保持学习,那就是光长年龄不长学问,冤枉过日子了。于国,社会上居要位者颇多是年老者,有权有势则更需要不断学习,从而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当时的留学生中还有一些是徐特立的学生,曾劝他找个舒适的学习环境。但为了学习法国学校的规则,徐特立坚持以学生的身份进入学校,与同学们共同生活、学习,模范地遵守一切制度,对比他年轻得多的老师他也相当敬重。他还凭借自己惊人的毅力从头学习法文,仅用7个月就掌握了基本的常用语法。随后他到法国南部的圣侠门钢铁厂做工,一面做工一面继续学习,深感若教员只讲空文于国家工业发展有所不利。他的学习与考察并不局限于教育,还包括警察、道路、森林等各个方面。他还写信给其好友、时任湖南知事姜济寰,建议他尝试用法国模式改造家乡,可见徐特立心系国家改革事业的热忱。


留法期间,徐特立还赴比利时参观考察了半年,赴德国考察了4个月。带着这些国外的经验,他又回到国内继续开展教育活动。他总是精力充沛、不辞辛劳克服重重困难,对学生充满关爱,总能站在学生的立场思考问题,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徐家外婆”。为满足湖南女子求学的需求,他又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开办女子教育风气之先。在他的努力下,湖南教育质量日益提高,一度成为全国的模范。只是在当时混乱的政治环境下,教育屡遭破坏。几经挫折,徐特立意识到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孤立地从事教育事业,并不能救国。在见识到农民运动的先进性以后,他又坚定地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与此同时,他仍旧积极地参与教育事业,为革命办教育,在革命进行中办教育。


学习革命,为革命办教育


1927年,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受中央委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是他第三次出国学习,只不过这一次是去学习革命理论。虽已年过半百,但是徐特立依旧不服老。刻苦学习俄文,深入研究马克思理论,并逐渐学会了用马克思理论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他脑筋中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意识更加强化起来,这使他能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革命事业和革命中的教育事业中去。


回国后,他先是参加了反“围剿”斗争。后于1931年进入苏区,在那里参与红色政权的建设,发展根据地教育事业。他利用自己所学的政治理论和从前积累的教育经验,对战俘进行教育,不少战俘受其影响参加了红军从而走向革命道路。他带头拟定苏区教育法规,有计划、有步骤、因地制宜地开展群众性扫盲运动。他创办列宁师范学校,快速培养苏区教师。他创办小学普及苏区教育,与识字运动相互协同。他还亲自参与苏区教材的编写和审核工作,编订了包含各个方面的30种教材。仅3年多时间,就让苏区几乎消灭了文盲。几年后,这些经验又被他运用到陕甘宁边区。他运用多种办学方式普及教育,发动教员一起不遗余力地动员家长和儿童接受教育。没有条件就发动师生一同劳动,不花一分钱创造学习条件,制仪器,做教具,自编教材,将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在边区再次创造了教育奇迹。


抗战时期,年入花甲的徐特立又怀着满腔热血参与到抗战后方事业之中,积极参与抗战宣传和党员培训工作,为抗战输送亟需的人才。1939年5月,为了培养科学技术干部、发展科学技术事业,中共中央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延安自然院,当年底徐特立接任院长。在当时那种前方战事吃紧、后方萧索贫困的境地里,发展科学研究宛如“无中生有”,然而徐特立这一生,最不怕的便是资源短缺和吃苦。他早已习惯了不停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和吃苦精神来建设教育事业的生活。他只会越战越勇,越难越有斗志。他总是笃信,物质条件是可以通过双手创造的,没有校舍就亲手挖窑洞、建校舍,没有纸笔,便就地取材用鸡毛树枝在土地上书写……在他的带领下,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不仅办学校还建设工厂,使理工教育和当地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样他们不仅能解决一些当地的困难,还能为前方战士提供所需。后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许多科技骨干,都是在延安自然科学院里培养出来的。


徐特立从单纯地教书到开设学校艰苦办学,再到推进教育改革,从培养学生到培养老师,到培养革命同志,再到培养新中国的建设者,为教育为革命鞠躬尽瘁。一个“教”字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一个“学”字则一直维持着他教育和革命的生命力。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功成身就的耄耋老人徐特立,想的却不是享清福,而是励残年、尽心血,为建设新中国竭尽力量。他还制定了一个20年的学习和工作计划,作为晚年的奋斗目标。在人生的最后20年里,他参与了新中国教育大政方针的制定,主持编写了一套新教材,领导一批史学工作者从事编史工作,还坚持研究学习教育理论,逐渐将自己从前的教育经验理论化和体系化,为我国教育事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理论财富。他总是虚怀若谷,始终保持着求知的热情。他的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今天欲建设的学习型社会所需要和提倡的。


徐特立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更为后人做作出了表率。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应当继承革命前辈的精神,怀揣使命感和责任心,有坚毅的品格,不畏客观条件的限制,有创造精神和突破精神,坚持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与时俱进,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编辑:申慧宁